从京都议定书到G8
万众瞩目的G8峰会落下帷幕，各国领导人拿出的缓解全球变暖方案似乎可以让人们看到更多的希望：美国终于不再单打独斗而是同意“寻求”与其他国家“共同实现到2050年将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量减少至少一半的长期目标”，发展中国家也同意在长期内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如福田康夫所说，“确认了减排长期目标对地球而言是正确且必要的，在G8各国团结一致的基础上，向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国家发出了呼吁，可以说我们已经迈出了第一步”

然而，一份皆大欢喜的声明背后是各国的政治角力，而最终达到的共识虽然冠冕堂皇却只是避重就轻的妥协。在会议的成果中没有切实的行动计划，即使是最吸引人眼球的“到2050年减排50％”，也没有详细说明从何时开始，参照的是京都议定书所用的1990年的排放标准还是目前的标准。如果参照目前已经增加了25％的排放水平，那么实际上宣称减排50％的各国都偷了不少懒。由此看来，这次各国提出的减排50％或许只是一个烟雾弹。类似的，此次会议如同以前一样，都强调了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技术输出和资金帮助，然而发展中国家却依然望眼欲穿——一直以来，发达国家在这方面的承诺都不曾完全兑现。况且，在目前国际排放贸易制度已经建立的情况下，许多发达国家只是到发展中国家用低成本买回排放额度，将排放和污染转移到发展中国家，而不是实际意义上的减排。因此，这次的会议结果依然只是口号多于实际，不能切实地推动缓解全球变暖的进程。

回顾过去的几年，我们悲哀地发现尽管人们很早就意识到环境恶化的危害、联合国组织也不停地发布关于全球变暖的报告，各国政府却一直没有能够协商出切实可行的方案来阻止这一切。1997年京都议定书的签订被视为对抗全球变暖的里程碑，然而只是不痛不痒地规定了到2010年，所有发达国家二氧化碳等6种温室气体的排放量，要比1990年减少5.2％，而且事实证明，只有法、德、英和瑞典的温室气体排放趋于下降；多次的大国会议比如最近日本举行的G8峰会，大多只是提出呼吁而非实际解决问题；至于联合国的气候会议如07年12月的巴厘岛会议，也多数以妥协性的文件收场，真正触及问题根本的文件却往往胎死腹中。

利益的博弈
对于各国政府来说，问题的根本既不是挽救子孙的伟大事业也不是保护生态的高尚道德，而是实际的经济利益和政治地位。美国现实主义学派大师汉斯.摩根索指出“国家利益是判断国家行为体唯一永恒的标准”。在节能减排的背后实际上是巨大的经济得失和国际地位的更迭，而这些才是驱动大国博弈的动力。

从经济角度来看，其一，要减排就一定要牺牲经济的发展，无论是对于欧美列强还是如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这都是一种损失。在发达国家减排一吨二氧化碳的成本估计在50-150美元不等，这个数字乘以百万计就是很大的一笔开支。而对于处在上升期的发展中国家，二氧化碳排放的增长是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每个发达国家都经历过从人均300美元的GDP到3000美元的GDP的发展历程，尽管当时他们没有戴上减排的枷锁。中国国家发改委主任马凯曾经说过，过早、过激、过高要求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一样承诺量化的减限排义务所带来的后果，远比气候变化带来的后果更为严重。其二，日益成熟的“碳市场”和“碳基金”体系每年为各发达国家带来数以百亿计的美元收入。2005年，欧盟率先启动了“二氧化碳排放权交易市场”（FTS制度），2006年交易规模超过300亿美元，比上年增加2.8倍，占全球交易量的80%。2007年，增加到近600亿美元。预计，2008年随着交易的国际化，其规模将达到1000亿美元。此外，欧盟之所以推动帮助发展中国家发展低碳经济，主要目的还是要为欧盟企业进入发展中国家环保产业和减排市场创造条件。总体来看，减排框架一旦形成，必将对全球的二氧化碳排放总量实行严格的数量限制，这种总量限制必将左右全球经济的总规模，而经济规模总量的被限制则会直接关乎货币供给总量，随着第一个“二氧化碳排放权交易市场”于2004年成立，二氧化碳排放权变成一种国际通行的货币单位，取代美元扮演国际货币锚指日可待。如此潜在的国际货币体制的变动可谓是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博弈的精髓。

从政治角度看，主动承担减排任务的国家往往占据“道义”上的优势，而借此提高了国家的“软实力”。2007年德国举办G8峰会就一力推行强有力的减排政策，试图主导世界温室减排规则；而在刚结束的日本G8峰会中我们也看到了日本不惜代价突出其环保先锋的身份，并敦促各方达成共识，想借东道主的优势提升自己国家的话语权和主导力。而在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美国始终一意孤行，游离于京都议定书之外，而它的两个主要借口——京都议定书这样的文件不应该具有强制性以及大型发展中国家没有参与实际上都不构成对它本国利益的直接威胁。而事实上，除了减排带来的经济损失外，美国注重的是其国际地位是否依然巍然不动。倘若纳入欧美为主导的减排体制之下则美国就或多或少不再具有世界第一大国的国际地位。因此，美国极力推行在2012年京都议定书到期后实行新的国际减排政策的用心也一目了然。

任何一个规则的制定背后必然有利益的推动。环顾当今世界，欧盟有着稳定的经济体，人口稳中有降，基础设施业已完善，经济外延扩张的物理空间十分有限，经济技术和管理方面均有独特优势，牢牢把持着以京都议定书为核心的减排框架，力图将其它国家一同纳入这个体系；美国地大物博，人口增长较快，经济外延扩张的空间十分巨大，地理空间回旋余地大，东临大西洋，西靠太平洋，北处温带，南在热带，对气候变化的敏感性不及欧盟，任由欧盟倡导减排规则，自己依然我行我素希望在2012年《京都议定书》失效之后自己来组织工业污染大国（包括中国印度这样的发展中国家）谈判，以及推广新技术，来达到新的减排工作；中国人口众多，作为工业化、城市化进程加速的发展中大国，经济外延扩张的压力大，空间需求大，资源匮乏，虽然暂时还没有明确的减排承诺，却因人均排放的迅速增长面对着来自发达国家要求减排的压力，在承担“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的同时还要兼顾自身的经济发展。因此，每次气候会议得出的看似平淡一致的共识实则只是点到为止，背后却是各方力量的角力。正如美国斯坦福大学气候政策专家维克托所言，“无法达成共识才是各国政府开始切实解决问题的标志。”皆大欢喜的妥协性文件无法带来质的改变。


对于未来的展望
2009年底之前世人就可以看到后京都议定书时代的新减排规则。在这份为子孙保护地球的高尚宣言背后实际上是所有大国国力和外交的较量。在即将到来的一年多时间里，这些大国都会不遗余力地争取将其余各国拉入自己的轨道，谋求本国最大的经济及政治利益。气候问题这个新诞生的话题正逐渐成为未来国际新秩序的主导议题之一。在短时间有几个趋势是可以预见的：
其一，美国将继续游离在京都体系之外
布什政府这些年来的谈判都是以将就了事收场，其用意就是将皮球提给下届继任者。因此在美国大选前美国的态度不会发生质的改变。在此之前寄希望于美国改变政策是不现实的。
其二，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不会因国际压力而改变政策
发展中国家的没有明确指标的减排常常是美国的借口。然而，发展中国家不会牺牲大好的经济发展势头屈服于来自国际的压力，而是会死守京都议定书的协定，尽力将明确的减排任务推到09年之后。

由以上两点可以看到，类似G8峰会、07年巴厘岛大会这样的会议不可能有质的突破，博弈各方各执一词，若非发生质的改变当前的僵局还将维持下去，直到09年必须续写京都议定书为止。而09年的气候谈判，则要在08年全球政治格局重新洗牌后，取决于美国新任总统的新环境政策以及国际总体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化。

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更是处于大国博弈的风口浪尖，随时可能成为发达国家的替死鬼或者挡箭牌。中国已加入了《京都议定书》，虽然近期没有削减义务，但如果现在不痛下决心调整产能结构，当轮到兑现削减承诺时，中国将处于非常尴尬的境地。要减，成本太大；不减，将成为全世界众矢之的。根据国际能源机构（IEA）对化石燃料燃烧排放的二氧化碳的统计数据，中国占全世界的比重从1990年的约11%上升到2004年的约17%；如果以排放的增量计算，1990年—2004年间，中国的排放增量占全世界的比重高达42%。IEA还预测，中国将在2010年前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排放大国。尽管中国的人均排放相对较低，但也快速趋近世界平均水平，这些都将使得中国面临日益强大的国际减排压力。除了坚持“共同但有区别原则”，我们更要加快经济建设的步伐，同时推行绿色发展的理念，有了坚实的基础才能在国际政治的角力中谋得一席之地。





参考文献：
《后京都时代：中国面临的机遇和挑战》 作者：陈迎
《气候外交：美日欧政治博弈的新途径》 作者：刘军红
《“气候秩序”需要“政治感召力”》 作者：刘军红
《国家间政治》 作者：汉斯摩根索
《气候变化：地缘政治的大国博弈》 作者：潘家华
《“减排一半”能做到吗？》 人民日报海外版2008年07月11日
《令人失望的妥协文件》 文汇报2008年07月09日
《G8峰会：减排没有具体目标》 广州日报2008年07月10日